当我走进东大厅，我便注意到《葛洲坝纪念碑》的设计方案。猛一看那颇为“抽象”的一堆“四面体”，很有点欧洲现代派的味道；但是看了他们的总体效果图以后，我理解了作者的用意。的确，凡是参加过大江截流工程的同志们，对此是不会陌生的。回想到坝体合龙的情景，会引起兴奋和自豪之情。“四面体”是人们长期和江流斗争的创造，最大的“四面体”一辆卡车只运一块。当“合龙”战斗开始，运输车队犹如长龙，巨大的四面体倾泻而下，滔滔长江翻滚咆哮，千古壮举，毕此一役。这倾泻而下的“四面体”，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决心和魄力的象征。作者抓住这一情景，也是自然的。因为真正的激动，一般来说问题“缘事而起”，“仗境方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当然在他们的构思过程中，我想还不可否认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启迪，如欧洲现代“抽象”雕刻的影响。我去年就说过，如果吸收一些合理的因素，那可使雕刻语言扩大，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况且这对构思本身，到底是一种次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对合龙壮举的观察和体会，如果没有作为时代主人的自豪感，没有真正的“动情”之点，那就恐怕怎么钻研抽象雕刻也不起作用，也找不到四面体倾泻而下的气势和形象的。说到这里，我想引出一个极不成熟的看法，就是纪念碑创作的构思过程，同样要来源于“情”，来源于那一点“动情之处”。真正的“动情之处”，就是艺术构思的根本内核。我这里所说的“动情”不是某种简单的冲动和生理反应，而是“思想的升华”，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他全部生活实践、爱好嫌憎的集中体现。它的爆发点虽然是偶然的，而它的原因和基础却都是必然的。有了它就有艺术，没有它就没有艺术。

　　对《九一八综合体》，我认为贺中令同志在构思设计上有特殊的创造。纪念“九一八”这一天，要用雕刻表现，几乎有想象不出的困难，作者还却设计为一台历，呈碑形，九月十八日赫然呈现。这悲惨的一页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虽然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变得隐约淡却了，但在隐约中还看得出牺牲的惨酷，那支撑的白骨，那不忍细看的骷髅。这个长方形的巨碑只是个入口的大门。走过去，就见到在起伏的山峦中出现了古长城。这长城完全是由人民的躯体所组成，长城和人民合为一体。人民在杀敌，在奋战，在呼啸。我心里不由地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热血沸腾的神圣召唤。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抗日人民的心声。可贵的是作者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以全身心感受到这个召唤的力量，还能引起如此巨大的激动，当然，仔细一想，也就不难说。作者是“东三省”人！我知道作者是中年人，但不知是否亲身赶上了“那个悲惨的时候”，可不管怎样，父辈的经历会深刻地影响他。我认为正是这种“激情”使他沉浸在这句话的气氛里，把它作为纪念碑设计的有力内核，我想这是另一个好例，可以说明我前面提到的看法。一个好的纪念碑设计首先就要有一个使自己动心的内核，或者说，在开始构思时就应该从自己的“动情之点”出发。我们看到，凡是以这种“动情之点”为内核的作品同样也就能动别人之情，凡是没有这种内核的作品，那就不管主题多么伟大，构思如何花哨，造型何等高明都是拨不动人们心弦的。

　　而“情”也是广泛的，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民族存亡的大情，也有日常生活中的趣味盎然的小情。有一个不大的庭园装饰雕塑，名叫《智魔》。是利用目前流行的儿童玩具“魔棍”的造型，把它变成一个向上的弧状，顶端站一孩子，全身宇航服，透着机灵，正憧憬着未来。又是孩子们的玩具，又是智慧的化身，正是智力的锻炼可以使人们征服太空创造未来。如果放在儿童公园里，我想一定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对他们有所启发。《智魔》的作者如果没有看到“魔棍”对孩子们智力发展的作用，没有对玩魔棍入迷的孩子们的观察，这种变化无穷的几何体产生一点兴趣和关心，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智魔》这个构思了。所以这种魔棍及其造型的兴趣和关心也就是一种“动情之点”，正是这种“动心之处”成为“智魔”的基础和内核。

　　上面谈了必须有“动情之处”是艺术构思的根据和前提，但我可不是说有了情就一定会产生好作品。第一，这个“情”本身就有高、低、雅、俗之分；第二，即使都是高尚优美之“情”，也只是有了个内核，有了活的胚胎，而能否生出来，并且长得好，那还有不少问题等着解决。首先，对自己的“动情之点”的理解就有深浅之分。例如，大家都读《红楼梦》，对曹雪芹先生也就动了敬爱之情。敬爱到想为他作像，那敬爱之深是可以想象的了。但敬爱的角度，理解的深浅却仍在未定之秋。我就特别喜欢王少军同志的《曹雪芹像》。他把曹雪芹自己的比喻——一块青埂峰下不切实用的顽石吃透了，想深了。这块怪石和曹雪芹一而二，二而一，偃蹇郁屈，愤世嫉俗，它不能为“太平盛世”装点门面，相反，却对着没落的封建社会吐出痛苦的诅咒。据我所知，作者对曹雪芹已下了几年的功夫。从第一个“变体”稿，直到目前这个像，是经历了反复推敲，几易其稿的。他的第一个曹雪芹像是前年做成的，已打成墨玉的雕刻了。但那构思本身还是简单的，只是个一般的落魄文人而已。作者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锲而不舍地进一步挖掘，非但从形式上不停地探讨，更重要的是对人物本质进行了更深的钻研，由于对曹雪芹的本质挖深了，对他的精神状态就更理解了，所以就找到这块青埂峰下的顽石，而且对这块顽石的基本特性也就清楚了。他知道要刻画它，非怪不行，非丑不行，非顽不行，非屈曲不平不行，非七横八竖不行，非桀骜不驯不行。凡是抓到了基本“契机”，就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一切现象都找到内在的必然联系了。

　　有一个肖像纪念碑，我认为非专门谈一谈不可，那就是潘锡柔同志的黄宾虹先生纪念像。黄先生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倾注于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他深研传统又以造化为师，耄耋高龄还一出数月，徜徉于绿水青山之间，对景写生，乐而忘返。因此他的画既集中了传统精粹又能别出机杼臻于独造，深厚华滋，得未曾有。锡柔同志深刻领会了宾虹先生的精神气质，他刻画了老先生正置身于云影山光之中，宠辱皆忘，悠然心会，好像他本身和山川也已神遇而迹化了。整个造型是如此朴实诚恳，如此潇洒脱俗，如此亲切自然，如此中国气派。作为老山水画家的肖像纪念碑我由衷地为它叫好。有人说他找到了老画家的几张十分精彩的照片，这是可能的，但这不会使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有所减色。因为一个真的人，有时会显示他的本质特征，而有时又显示一些非本质特征，问题是要艺术家去“发现”。罗丹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而正是这个“发现”体现了巨大的艺术才能，它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理解和感受的深度。
上面我谈了艺术构思的起点是各种“动情之点”，进而谈到在动情的基础上还要深入挖掘这些动情之点的本质。但这两点其实都只是为艺术构思的真正胚胎垫底。我认为当你真动了情，又深入了解使你动情的本质之后（包括对象和自己）也就比较容易找到艺术形象的“基调”了。这个“基调”（motive）或叫“契机”、“母题”，可区别于一般“主题”的概念。总的意思是在艺术创作中，经过生活实践受到强烈感动，在深入挖掘，抓住本质之后，就要去寻找能够集中体现你全部激动和认识的一种形象的初胚。就像音乐中的主旋律和基调，就像在母体中刚结成的胚胎，虽然眼睛鼻子到底如何还不得而知，而那种基本雏形、基本特征、基本气势、基本情调，都已具备。就如《曹雪芹》的作者，从理解曹雪芹的牢骚郁结的本质之后进而找到“青埂峰下的顽石”这个鲜明形象（首先当然是曹雪芹自己的迁想妙得，但把曹雪芹和顽石结合在一起的形象，却是王少军同志的创造）。这一艺术构思的“初胚”，这一“点子”就集中概括了作者的全部感情和体会。这“契机”，这“基调”的形成就使他的作品有了真正的生命，这就是艺术构思的精髓。它的产生虽然是“飞跃”式的，偶然性的，但其实正是长期探索的结果。曲乃述同志曾给我寄来了一篇文章，我认为他十分生动具体地谈了这个创作过程。他写的是《人民公社万岁》这组巨型雕塑的创作过程，我想选用一些段落来说明问题。他们那时正处在50年代末，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他们正是深入了生活，加深了理解，产生了巨大的激情之后才进而寻找一种“形象的概括”，一种“浓缩的语言，具有爆发力的语言。”他体会到“一些想法和概念（依我看这应包括自己所有的生活感受，包括他们在洛阳参加元宵节、庆丰收扭秧歌等生动印象在内）积攒到一定的高度，达到某个极限的时候，当你的创作激情浓缩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灵感的火花将引起巨大的震动。灵感来敲门了，一个硕果成熟落地了”。“有一次当我听到《东方红》乐曲的前奏，鼓钹齐鸣，幻觉的直观上，一轮红日从东海升起，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向前推进……这时我似乎触到了时代的脉搏，抓到了构思、构图的基调！要有一个庞大的队伍向前推进……战马、战鼓等形象同时出现了。当我还来不及在稿纸上细心地推敲的时候，我已抓起了泥直接堆积起来——骏马驮着大鼓，周围簇拥着一群有情节的人物……就这样，一个新的构思，构图在几十分钟的时间内诞生了”。我想，这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从动情出发，到艺术胚胎真正诞生的具体过程。所谓长期酝酿一旦触发。这种“妙得”虽然都带有“灵感”或带有偶然性，其实它就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种“飞跃”现象，一种量变过程中的质变现象，也正是构思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感谢曲乃述同志为我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好例，让我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创作构思”的“终点”——“母题”的产生，“基调”的获得，“胚胎的形成，其余的工作只是形式的推敲，技术的发挥等问题了。最后，有一点声明，我以上所说，不过是自己在学习中的体会，决不是对这些作品的全面评价，更不是说只有这些作品才好。